其次，由于基因编辑婴儿的父亲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贺建奎还违反了国家关于传染病防治方面的法律。

复议机关不愿意当被告，是符合经济人假设的。那么，复议机关是否怕当被告呢？如果是，相应的逻辑又是什么呢？ 首先，在一定程度上，行政复议机关是不愿意当被告的。

其次，行政复议被申请人和行政复议机关对原行政行为合法性共同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需要复议被申请人和复议机关之间密切配合。首先，行政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在很大程度上将与复议被申请人成为利益相关者（2）表现为职责与追责的衔接，具体是在责任清单内部有关职责事项与追责事项的对应和衔接。[28] 有学者将行政立法、决策、标准制定等行政权力定位为行政过程的上游，并提出权力清单制度在权力控制的节点上，不应仅限于下游的具体行政行为，还应着眼于上游的抽象行政行为。笔者以为，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的编制依据应当区别对待。

需要思考的是，面对推进机构编制法定化的实践需要，我们应当编制什么样的责任清单？ 第一，经过梳理发现，在目前独立建构责任清单的14个省级政府中，黑龙江、山西、浙江、河北、湖南、海南、吉林、河南、江苏等9地采取单一职责型的责任清单，亦即，只在责任清单中规定职责性和义务性事项。独立型责任清单分布在江苏、浙江、河北、山东、湖南、海南、吉林、福建、四川、江西、山西、青海、黑龙江、河南等14地。[38] 王名扬：《美国行政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3页。

行政复议权也不例外，作为一种解决行政争议、裁判案件的权力，其本质属性依然是司法权。[4] 参见前注[2]，童卫东文。在行政机关并不实行多劳多得的薪酬制度下，行政复议机关工作人员确实是不愿意当被告的。[3] 2014年修改前的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2款中的相关规定是：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

发布后，政府机关外聘律师作为政府的法律顾问并参与处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已经成为常态。[51]在德国，根据《联邦德国行政法院法》第79条的规定，撤销诉讼之程序标的是以复议决定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原行政行为，但在被告的确定上，并非是将复议机关作为被告，而是由原行政机关作为被告，如果诉讼涉及复议决定，原则上，正确的被告就不是复议机关的法定主体，而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原行政机关。

[31] 信春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73页。如前所述，行政诉讼被告的确定并非是依据行政诉讼的程序标的，更多地是依据行政诉讼标的。只是因为其处于行政系统内，我们才将其称之为准司法权，认为其兼具行政和司法双重属性。[13]如果行政复议被申请人与复议机关之间配合不当，在举证上出现疏忽，则可能导致共同败诉。

从理论角度而言，行政复议行政性的性质判定导致了行政复议和原行政行为一体化的制度设计，并且将行政复议决定作为行政诉讼的对象更是错误地将程序标的误认为是行政诉讼标的的结果。复议维持决定作为程序标的，意味着法院需要对复议维持决定的效力作出判断。行政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制度将在一定程度上消解我国行政复议制度改革所带来的复议公信力的提升，因为行政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制度在客观上将导致行政复议机关与复议被申请人之间关系更为亲密。[42] 参见吴庚：《行政争诉法论》，三民书局2005年版（台北），第69页。

其次，可以有效降低行政复议机关的成本，符合诉讼经济原则。作为行政复议行政性具体体现的二次决定理论，经常受到学者的诘难，如我国学者余凌云认为，在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自我纠错并作出二次决定的假定下，那么原决定随着二次决定的作出而自动丧失效力，发生法律效力的应当是二次决定，可以诉至法院的也只能是二次决定。

其次，复议维持决定与原行政行为一起作为行政诉讼程序标的，复议决定的效力就更容易确定。在撤销率方面，2015年至2018年的均值是9.43%，相比2011年至2014年的均值5.48%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根据统计，行政复议案件与同期行政诉讼案件的数量对比，美国为24比1，日本大约为8比1，韩国约为7比1。在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制度实施后，行政复议机关从不愿意纠错而转变到积极纠错这一现象的背后，实际上发挥作用的并不是复议机关当共同被告制度，而是行政系统的考核与问责。[7] 在2011年至2016年的统计数据中，调解是单独统计的，终止包括三种情形，即撤回申请、和解协议和其他。[5]判断行政复议机关是否积极作为的指标主要有两项，一是维持率，二是撤销率。其中，复议决定的维持率从2011年至2014年变化不大，2014年的维持率为59.73%。在案件提交到复议机关之后，原则上，该机关就负责实施或接受‘补正性程序行为。

我国《行政复议法》31条第3款规定：行政复议决定书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通过对比2015年至2018年与2011年至2014年的行政复议数据，特别是复议决定的维持率与撤销率这两项数据，能够发现行政复议机关的审查强度在提高，这说明行政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制度是有着积极效果的。

复议机关不愿意当被告，是符合经济人假设的。那么，复议机关是否怕当被告呢？如果是，相应的逻辑又是什么呢？ 首先，在一定程度上，行政复议机关是不愿意当被告的。

其次，行政复议被申请人和行政复议机关对原行政行为合法性共同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需要复议被申请人和复议机关之间密切配合。首先，行政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在很大程度上将与复议被申请人成为利益相关者

（2）表现为职责与追责的衔接，具体是在责任清单内部有关职责事项与追责事项的对应和衔接。[28] 有学者将行政立法、决策、标准制定等行政权力定位为行政过程的上游，并提出权力清单制度在权力控制的节点上，不应仅限于下游的具体行政行为，还应着眼于上游的抽象行政行为。笔者以为，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的编制依据应当区别对待。需要思考的是，面对推进机构编制法定化的实践需要，我们应当编制什么样的责任清单？ 第一，经过梳理发现，在目前独立建构责任清单的14个省级政府中，黑龙江、山西、浙江、河北、湖南、海南、吉林、河南、江苏等9地采取单一职责型的责任清单，亦即，只在责任清单中规定职责性和义务性事项。

独立型责任清单分布在江苏、浙江、河北、山东、湖南、海南、吉林、福建、四川、江西、山西、青海、黑龙江、河南等14地。朱新力、余军：《行政法视域下权力清单制度的重构》，《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这可以从近年来政府重视责任清单以及责任清单的编制依据和编制内容，尤其是法定时限之外设定承诺时限的规定，[27]可以看出责任清单是一种在法律框架内寻求行政活动良态化的制度设计。[31] 政府信息满足三个条件时可认定为内部管理信息：（１）它是记载或反映纯粹的内部事务的，对内外行政决策或决定的作出不产生直接影响。

通过考察我国31个省级政府权责清单关于行政公开和行政参与的实施情形，我们发现，在行政公开上，大多数省级政府限于权责清单编制完成后的事后公开，而事前公开只有少数，特别是明确事前公开规则的省级政府少之又少。然而，按照三定规定的编制依据来看，不仅包括法律法规规章，还包括相关规范性文件。

刘启川：《独立型责任清单的构造与实践》，《中外法学》2018年第2期。第一，权责清单的相关研究成果呈现如下特征：在学科分布上，多见于行政学、行政管理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赵勇：《省级政府责任清单的两种模式及其启示》，《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可行性也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作为上游行政组织行为的当事人，行政机关对其自身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设定的相关法律规范了如指掌，只需结合推进机构编制法定化相关法律规范的要求，将职权、机构、编制等事项梳理和整合出来即可。

[20]那么，在推进机构编制法定化过程中，权责清单制度究竟是按照权力清单的编制依据，还是依循责任清单的编制依据？ 最后，权责清单的编制程序存在严重背离正当程序的情形。诚如洛克所言，立法、行政、和司法权置于同一人手中，不论是一个人、少数人或许多人，不论是世袭的、自己任命的或选举的，均可公正地断定是虐政。

[42] 参见林孝文：《地方政府权力清单法律效力研究》，《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7期。[40] 钱宁峰：《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历时、现实和趋势》，《学海》2007年第6期。

进言之，在职责主义之下，责任清单应当涵盖权力清单。[49] 梁昌勇、朱龙：《顶层设计下政府机构编制资源优化管理研究》，《行政论坛》2014年第3期。